金年会

　　近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行的首届中小学教材论坛上，300多位致力于中小学基础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，回顾新中国70年中小学教材发展之路。会上，有不少人感慨，“我是读着人教版教材长大的”。的确，这家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社名的出版社，自1950年12月1日成立之初，就被党和国家寄予了厚望。

人教社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课题

　　1951年秋季，人教社“抢”出第一套人教版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。1953年10月，人教社编写出版了新中国首部白话释义工具书《新华字典》……如今，人教社已发展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出版的重镇。其出版的11套人教版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，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。

建社初期临危受命

　　在人教社社史馆内，一张发黄的公文稿纸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69年，原来这是一张“请示书”。

　　1950年10月26日，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，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、副署长叶圣陶共同在一张“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文稿纸”上签名，请示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。很快，这张“请示书”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复，批复日1950年12月1日，便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日子。

　　人教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九时，教育出版社开成立大会。编审部、经理部同人齐聚，教育部、出版总署首长咸莅。余以社长致开场白。马老（马叙伦）、韦老（韦悫）、愈之（胡愈之）、荃麟（邵荃麟）、云彬（宋云彬）、吴研翁（吴研因）、张宗麟皆讲话。至一时而毕，摄影而散。此是重负，比以前更重，余可谓勉力而任之。”

　　“此是重负，比以前更重”，寥寥9字的背后，是人教社需在1951年秋季开学前，编写出版一套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，这便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。

　　然而，建社初期的人教社状况不容乐观。首先是编辑人数少，全社100余名员工中仅有30人可担负教科书编写任务。如果细分到语文、数学、理化、常识、历史、地理等若干学科，那编辑人数更是少得可怜。

　　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用书需求，胡愈之在人教社成立大会上说，“从出版方面讲，新中国成立前教科书占总出版量一半以上、1950年占总出版量一半，今天还没有消灭文盲，中小学生有两三千万人，将来在学的应该有一万万人。”

　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人教社需满足当时两三千万中小学生及将来在学的一亿人用书需求。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今天工作中通常的‘说法’在69年前同样适用。”对人教社历史有着研究的吴海涛说。

　　1951年秋季开学前，新中国第一套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编写出版任务如期完成。30位编辑与两三千万中小学生人数对比，让人深刻体会到叶圣陶感慨“此是重负，比以前更重”的另一深刻含义。

创建“课前到书”发行制度

　　新中国第一套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的诞生，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中小学教科书版本不一、供应紊乱等问题。可是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，那就是如何将教科书送至全国各地中小学。

人教版第十一套中小学教材（部分）

　　据叶圣陶日记载，（当时）交通不畅、纸张和印刷力量短缺、运输量巨大以及无法准确掌握学生数量等困难，都使“课前到书”难以得到保障。

　　为解决问题，1951年3月26日至4月3日，经出版总署批准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新华书店联合召开“第一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”和“课本发行会议”，这是新中国首次就秋季开学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召开专题会议。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分清职责，订立合同，加强课本需求数量统计，以保证“课前到书”。同时，决定教材印制分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华东、中南、西南六大片区，确定“信用预定、预印预发、先远后近、先山区后平川”发行原则。

　　为确保“课前到书”，受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委托，1952年7月人教社牵头召开“第二届全国教科书出版会议”。此次会议首次明确人教社与地方出版社在中小学教材供应上履行“租型合作”关系，这便是今天教材发行界熟知的“租型制度”。

　　此后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，租型制度进一步演变为今日的代理制度。几十年的实践证明，无论是先期的租型制度还是今日的代理制度，它们对于确保完成“课前到书，人手一册”这项政治任务，确保中小学教材市场稳定，促进中小学教材出版健康有序地发展，都发挥了保障作用。

《新华字典》在这里诞生

　　今天人们提起工具书，首先想到的是《新华字典》。据说《新华字典》的名字为“新华字典之父”、语言学家魏建功所取。

第一版《新华字典》

　　《新华字典》的诞生有着特殊的背景。据载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80%以上，这一难题成为新中国建设的“拦路虎”。为此，1950年中央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，确定开展扫盲教育。1953年10月，新华辞书社编、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新华字典》应运出版。

　　当时，人们对于工具书的渴望跃然纸上。叶圣陶在1952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说：“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，农民经土改之后，要求识字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。识字之后，自需看书，看书乃要求字典。部队中尤为急切，彼处即需二十万册。”

　　在此背景下，为使《新华字典》的释义完全为初学识字者理解，叶圣陶提出字典“以供一般人应用”的标准。据悉，以此标准反复修改3年，《新华字典》才得以杀青。

　　对于1953年版《新华字典》的问世，人教社辞书编辑室主任、编审谢仁友认为，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完全用白话释义、白话举例的字典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基础教育未能普及、文盲半文盲数量巨大的年代里，《新华字典》无异于学习者身边的“无声老师”，它对于新中国建设的贡献，不止于初期的扫盲运动，还在于它对中国工具书编写和出版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争朝夕只为立德树人

　　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”69年前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老一代人教人的奋力拼搏故事，69年后成为人教社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种精神上的引领，正是今日人教社成为具有品牌优势、科研优势、人才优势、资源优势、市场优势出版重镇的主要原因。

2014年12月16日人教社成为教育出版行业第一家获得博士后工作站的出版社
（本文图片均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）

　　在首届中小学教材论坛上，与会者认为，新中国成立70年，中小学教材经历了4次较大规模、较长时间的统编教材期。在每个统编教材期，人教社都严格执行大政方针、课程标准、教学计划，在组织机构、编审队伍、出版发行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。

　　与会者还认为，目前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三科教材，和普通高中思想政治、语文、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的使用，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进入“健全国家教材制度，统筹为主、统分结合、分类指导”的新时代。

　　新时代要有新目标。人教社社长黄强说，中小学教材体现国家意志，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，不断改革创新；必须将立德树人作为担当使命，将内容质量、印装质量、服务质量作为教材生命线；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。

　　时光如梭，从草创之初的艰辛到如今改革之有为，曾经发生在人教社的新中国第一套全国中小学通用教科书故事、1953版《新华字典》的故事……是人教社发展史上的辉煌，也是新中国出版史上的闪光点。

　　铁肩担道义，妙笔著文章。今天的人教社虽然不再是单纯的中小学教材出版机构，但是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地，国家教材研究和建设的重要基地，我国教育出版资源的整合者的奋斗目标没有改变。

　　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/2019年5月22日/记者 章红雨）